1986年六月的某天,对于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麻省理工语言学家朱迪·凯格尔(Judy Shepard-Kegl)来说,不过是平常的一天。这一天,她的语言学家同事们刚从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回到美国。经过短暂的交流后,她的同事们告诉她,尼加拉瓜教育部想邀请作为手语专家的她前往尼加拉瓜。最初,凯格尔以为自己只会在那里待六周左右。她以为那里有一个聋哑人社区,这些聋哑人会使用自己的手语;而她的工作只是帮老师们了解和接受这种手语而已。这样的事情她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旅行所花的时间,远远不止几个星期。这次经历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她,以及她的语言学家同事们的预期。
尼加拉瓜,一个人口不过六百万的拉丁美洲小国,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对抗的前线,深陷内战漩涡当中。当时的政府,左派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在1979年推翻暴虐统治的索摩查家族政权后不久,就发起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为国民提供基础的教育服务,而在这些工作当中,就包括为聋哑儿童建设特殊学校,让他们能够接受教育。
七十年代的尼加拉瓜,在首都马那瓜等地区,曾经有过少数专门为聋哑儿童开设的学校,但普遍规模都不大。在七九年革命以后,位于马那瓜的特殊教育学校重新开放,并且受到新政府的重视,共有数百名聋哑学生入学这所名为梅拉尼娅·莫拉莱斯特殊教育中心的学校。这所学校主要通过教学生们读唇语、书写阅读西班牙语文字,以及使用手指拼音等方式来让学生们理解和使用西班牙语。但是,采用这些办法的最后却是成果寥寥。教师和学生的沟通因为语言不通而效率低下。而且因为唇语的学习和使用,哪怕对听力健全的人来说,都是一项很难学会的技能,因此大多数聋哑学生对唇语的掌握并不理想,而且在离开学校以后往往会放弃使用。此外,这些学生对西班牙语阅读写作的掌握也相当有限,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学生自出生开始就没有听力,因此对他们来说,即使出生在尼加拉瓜这个到处都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西班牙语。对他们来说,西班牙语和外语没有区别。要从头学会一门外语,还是在没有听说能力的情况下学会一门外语的读写,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教师们多年的教学努力,到了最后多是徒劳,但他们却在这些学生当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老师和学生往往因为语言不通而交流困难,但似乎这些学生之间的交流却是十分轻松。貌似这些学生在课间和乘坐校车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不用被老师管着,可以自由交流的时候,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要知道这些聋哑学生,不但没有真正接触过西班牙语,一穷二白的尼加拉瓜也从来没有让这些聋哑学生有过学习手语的机会。在进入学校之前,他们都只是生活在各自的家庭里,依靠自己发明的手势符号和家人进行简单的交流。他们的家人,往往要根据这些手势,连蒙带猜,有时还会搞错,才能搞清楚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现在,这样一群从来没有有效接触过任何语言的学生,年龄从四岁到十六岁不等,却在互相比划手势的交流中看起来并没有太多障碍。这样的现象明显超出了老师们所能理解的常识范围。
于是,尼加拉瓜教育部联系了当时正在当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语言保护工作的一些语言学家。希望他们能够为聋哑人学校邀请来一个手语专家。
1965年语言学家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发表的《手语结构学》,通过分析美国手语的各项特征,证明了手语是真正的人类语言,和普通口语并无本质区别。自此以后,语言学界渐渐摆脱了此前的口语中心主义,也就是认为语言依赖于声音,依赖于听说。而自然产生的手语,之前被偏见地认为只是某种手势符号,算不上真正的语言。
麻省理工的朱迪·凯格尔在到达尼加拉瓜之前,以为这次不过又是一次因为本着过时的口语中心观念进行教学的聋哑人学校遇到了麻烦。她的工作不过是帮助学校的老师们正确认识手语,并尊重它的存在,然后再额外做一点研究调查罢了。
但是在她真正接触到这个学校的师生并细致了解情况之后,她意识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手语很早就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聋哑人社区之中,这些手语,有的是自然产生的,通常建立在先前已经存在的手语的基础之上,又或者是通过人为操作,有意识地进行精心设计而创造出来的。但凯格尔遇见的尼加拉瓜手语与它们都不同。它既不依赖于先前已经存在的语言,也不是被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这些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几乎完全处于语言的真空之中。他们能使用的,只有几个和家人进行简单交流的手势符号。他们在进入学校以后,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手语教育,或者是和其他已经存在手语的聋哑人群体进行交流的机会。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孤立的系统中,在一个没有任何语言传承,也没有任何模仿对象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从没亲眼见过的事情:
语言,竟然凭空产生了。在没有任何辅助,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可供借鉴的前提下,仅仅是聚集了一群儿童,就凭空产生了。
凯格尔逐渐意识到,现在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分娩诞生的,一门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一门全新的语言。
在真正有体系的聋哑学校被建立之前,这些聋哑儿童的有效沟通对象几乎仅限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在这种状态下,出于交流的需要,这些儿童往往自己发明出一套手势符号,叫作“家庭手语”。但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接触任何已经存在的口语或者手语,这种家庭手语和真正的语言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只能算作是带有一些语言特点的手势。严格来说我们应该称它为“家庭手势”。
虽然家庭手势不过是一个初级的符号系统,但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现存语言的影响,这反而揭示了人类语言能力的一些底层特点。如果两个聋哑儿童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有着差异巨大的语言,文化,以及成长环境,那么自然这两个儿童很可能会用不同的手势表示同一个东西。但是,却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这些儿童的出生环境不同,而且发明的手势符号也不相同,即使他们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语法的萌芽,却对多个符号的组合方式,特别是组合名词和动词的时候,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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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的这些儿童,在进入聋哑学校之后,特别是在79年革命成功后,第一次有了稳定的环境以及和大量其他的聋哑儿童共处的机会,这些儿童突然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和家人交流的手势符号不管用了,每个家庭发明和使用的符号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仍然在课堂之外有交流的需求。于是,这些孩子开始模仿彼此的手势。一开始,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手势有很多种,但渐渐地整个学校的学生都逐步有了共识,统一了手势的表达方式。不仅如此,通过组合手势进行表达的方式也不断丰富,表达的意思也越来越复杂,在语言学家朱迪·凯格尔到达之时,已经过了几年时间,她发现这些手势符号看起来越来越像语言,甚至产生了语法。尼加拉瓜手语,一般采用主谓宾语序,还拥有西班牙语和英语都没有,反而和汉语类似的量词体系。此外,首都马那瓜地区的学生在和另一座城市布卢菲尔兹的聋哑人交流后,不久就在布卢菲尔兹地区产生了方言。
著名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评价道:
尼加拉瓜手语的案例,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能够从中看到语言是如何由儿童,而非成年人所创造的,并且我们能够以极其详细的科学方式记录这一过程。这是我们唯一一次看到语言,被凭空创造出来。
一个新生的婴儿,如果他的听力健全,会自然而然地模仿周围人说话的声音,经过几年时间,从而逐渐掌握母语。如果这个婴儿出生在北京,那么他会学会汉语普通话,如果这个婴儿出生在埃及,他会学会说埃及口音的阿拉伯语。虽然我们婴儿时期的记忆大多已不记得,但如果按照常理思考,模仿然后练习,就应当是人类婴儿掌握语言的一般过程。语言学家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在界定人类语言和动物叫声的区别之时,把这归纳为人类语言的传承特性。虽然在其他动物当中也发现了叫声的学习传承现象,但这在人类身上表现得犹为明显。霍凯特认为人类没有天生的语言,只有通过模仿获得的语言,模仿传承是人类语言的必要条件。没有模仿,没有传承,就没有语言。而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学会语言,人类的语言之所以足够复杂,只是因为我们人类比动物更聪明,模仿能力更强。
但人类语言如果是靠模仿学习得来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人类语言是如何起源的?第一种人类语言是怎么来的?因为人类是从不会说话的古猿那里进化而来的,那么第一批会使用语言的人类又是模仿的谁?对于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一直以来有着非常多的假说和理论,多到巴黎语言学学会不堪其扰,干脆在1866年通过规定,直接禁止在会内进行任何有关语言起源的讨论。
但尼加拉瓜手语,这种在语言学家面前,堂而皇之地诞生,又堂而皇之地,演化并且完善的语言的出现,直接撼动了一直以来的观念。一群从没有接触过语言的儿童,既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也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的引导,更没有任何现存语言作为模仿对象。但在有交流需求的那一刻起,短短几年时间,就无中生有地发明了语言。
这样的现象似乎指向了一个不得了的猜想: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并非是模仿学会的,而是被婴儿独立发明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明语言的能力。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语言是被模仿学会的,是因为语言的主要需求是交流。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已经存在语言的环境当中,我们为了交流,就会在发明语言的过程中,更方便地借用周围听到的单词和语法结构,于是看起来就像是通过纯粹的模仿学会了母语。但是严格来说,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本质上是把母语重新发明了一遍。
如果我们有交流的需求,但又出生在一个没有语言的环境,于是就没有现成的借鉴对象,于是我们就凭空创造出了一门全新的语言。
学习模仿不过是表象,而发明才是实质。
既然语言可以被儿童凭空创造,可以无中生有,那么这就让人不禁想问,这种创造语言的能力来自哪里?人类究竟又是如何进化出语言能力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会和1866年的巴黎语言学学会一样处于同样的困境,理论很多,想要发表自己意见的各路学者也很多,但关键就是证据太少。讨论无益,所以干脆就禁止讨论语言起源的问题。但即使证据稀少,也并不妨碍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和现象,做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
首先,既然手语不仅存在,还是和口语一样的人类语言,那么就说明语言能力并非依赖于语音听说。语音也就不是语言能力的核心,或者说本体。
同时,不依赖于语音也就不依赖于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但我们的声道,包括声带、舌头和嘴唇的结构特点,明显是为了说话才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进化的目的是为了高效发出元音、辅音,以及声调这些组成语音的元素。那么这或许就说明我们发声器官的演化晚于语言能力的产生。发声器官是为了服务于语言能力而渐进演化而来的。
此外,对于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有证据显示他们能够学会手势符号,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明符号,或者说单词,但是它们并不能使用人类语言,那就说明,语言能力有可能产生于符号能力之后,并且我们的符号能力继承自我们和猩猩的共同祖先。这样的话,语言能力的本体或许也不包含使用和创造符号的能力,也就是所谓造词的能力。
但如果把语音和造词能力排除在语言能力的核心之外,那么语言就还只剩下造句的能力,也就是把符号或者单词进行有意义的组合的操作。貌似,能够高效组合多个符号的造句能力,将多个概念融合成一个概念的能力,才是语言的本体。
而既然语言的各部分的进化很可能是沿着造词、造句和语音的顺序进行。那么在造句和语音的中间阶段,对于已经有了语言能力,但还不会说话的古人类,他们是怎么使用语言的?如果在这个阶段,没人使用语言,或者语言无法带来生存优势,那么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就很可能会被稀释、然后淘汰。但既然我们现在存在语言,就说明语言能力在出现之时就带来了生存优势,而且在出现之后不久,还没等到发音器官的进化,人类很可能就开始使用起了语言。
那么,最初的语言,会不会就是手语?
而手语,也许比口语更加古老,也更加深刻
尼加拉瓜手语教科书
对朱迪·凯格尔的采访:(Judy Kegl / Judy Shepard-Kegl)
The Birth of a Language: An Interview with Judy Kegl - Nassau Weekly
关于尼加拉瓜手语的一些介绍资料
The origin of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 tells us a lot about language creation - The World from PRX
Seeing the signs: Renowned USM professor reflects on life-changing language discovery (pressherald.com)
史蒂芬·平克的评价出自:
The Language Instinct by Steven Pinker
霍凯特论文:
Sign Languages: Structures and Contexts